山沟里走出的人民音乐家
一个摸鱼儿、盘山歌、追花轿的农家孩子,从南方灵秀山水的偏远小山村走向世界。风雨沧桑,岁月如歌。经受革命洪流的洗礼,磨炼出那钢铁般的意志,铸就那高尚的品质和精湛的技艺,在中国音乐界竖起一面不倒的旗帜。他,就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
翻开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史,在我国老一辈音乐家中,数他艺龄最长,入党最早,著作最丰。他既是杰出的音乐家,又是坚定的革命者。
一、农家少年 艺术灵童
在湖南省邵东市九龙岭镇新庵堂村,有个马王塘冲。这里地处偏隅,但山环水抱,层峦叠嶂,茂林修竹。1903年7月20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农历闰五月二十六日),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在这里!呼为小六儿。学名贺绿汀,亦名贺楷,字安卿,号抱真。母亲高氏是个劳动妇女,不识字。父亲贺生春稍有文化,勤劳俭朴,务农为生,偶尔出外做点小生意。
在家中,贺绿汀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排行最小。三哥贺培真是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曾和李维汉等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成为职业革命家。弟兄辈中,贺绿汀和三哥最亲近,投身革命,受三哥的影响最大。
贺绿汀5岁入本乡蒙馆,开始识字,8岁起先后入新庵堂私塾、循程学校读书。贺绿汀与许多顽皮活泼的农家少年一样,徜徉于故乡的山溪旷野,这里的山水风物和民俗乡情使他不知不觉地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陶冶了他那颗童蒙的“琴心”。
1917年秋天,他那年15岁,因受大哥“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长途跋涉200多公里到长沙求学,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半工半读。他的愿望是学习音乐知识,于是就常去他三哥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图书室阅读《和声基础》等音乐理论书籍,并自学五线谱。在甲种工业学校就读一年后,因南北军阀混战,学校停办,只好辍学回乡。又过了一年,他插班考入宝庆(邵阳旧称)县中。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供不起他继续升学,只好暂且到本乡的仙槎小学任音乐、绘画教员。为了追求新知识、新思想,贺绿汀阅读了《新青年》、《小说月报》等一些进步报刊。他觉得人生属于社会、属于世界,要为人类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教了一年书,他省吃俭用,把每月微薄的薪水积蓄下来,等待机会继续求学。1923年春天,刚好长沙的岳云学校新设置的艺术专修科招生,消息传来,他又一次长途跋涉赶到省城去应试,用贺楷的本名去报考,并以第一名被录取。
1924年冬天,贺绿汀在岳云艺专以毕业考试成绩名列第一而被留校担任中学部的音乐、美术教师,同时在共产党人何叔衡任校长的湘江中学兼课。在此期间,他开始习作歌曲,并常去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购买《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以及《向导》等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为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向往革命 投身洪流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走出山门后的贺绿汀,在革命风雨中经受磨炼,孕育了其音乐细胞中的抗争精神。
1926年秋,北伐军已经打到两湖、宝庆地区,工农群众运动随之蓬勃兴起。在这一大好形势鼓舞下,贺绿汀回到家乡,一方面在宝庆县中、县立师范及母校循程小学教音乐、美术,一方面到街头演讲、表演节目(拉小提琴)、画宣传画,面向群众做宣传鼓动工作,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呐喊助威;同时还创作了一些儿童歌曲供教学之用。
同年10月中旬,为抗议英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万县惨案”,中共宝庆地委发动县总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数千人,和国民党宝庆县党部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英示威大会。贺绿汀参加了这次抗议活动。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轰动了湖南。贺绿汀在革命斗争中,表现无畏无惧,斗志坚定。1926年10月在邵阳城西一间楼上的小房间里,在镰刀斧头的红旗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派到宝庆城关下墙地区泥瓦工人党支部任书记。
“四·一二”事变后,大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同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后,邵阳地区的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大批被屠杀,贺绿汀被迫逃亡,先到长沙,随后去武汉,投奔在北伐军第三军政治部,当时他三哥也在此任职。不久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武汉一片白色恐怖。他只好又潜回宝庆乡下,想暂避一时再作他计。不料到家第四天,在城里的大哥就连夜赶回来报信,说是反动派要派40条枪下乡来抓他。情况十万火急,他只好又匆匆上路。先与一伙从贵州经湖南去江西的鸦片贩子混杂在一起,抄小路,躲关卡,风餐露宿到了桂阳,再南走韶关,乘火车到达广州。经与当时已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团部工作的三哥联系,被安排在黄埔同学会住下,化名贺小萍,担任管理员之类的工作。
这年12月,贺绿汀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又随部队突围,并参加部队整编,作为新建立的红军第四师成员,边走边打,日夜行军,经花县、从化、龙门、紫金,转入海陆丰根据地。到了那里之后,他再化名贺如萍,离开部队到彭湃领导的中共东江特委宣传部工作。他所作的《暴动歌》——我国最早以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为题材的歌曲之一,就是这期间的产物。
1928年初,贺绿汀离开海丰,取道香港去上海。2月到上海后,即按香港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带着用密写药水写的介绍信,到指定地点接头,但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几经辗转,投奔在南京那里当小职员的大哥的儿子。不幸被同乡土豪发现告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关押在南京狱中长达两年。1930年1月出狱后,贺绿汀来到上海。于1931年2月再次报考音专,以正取生入该校选科,选修理论作曲和钢琴,在上海国立音专期间,他曾向查哈罗夫、阿克萨克夫学钢琴,并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曾一度流传他两次靠小提琴救命的轶事。一次是他在南京下关候船时,敌人见他这个身穿长衫、拎着一把小提琴的穷教员行色可疑,就要他当众拉琴,以“验明正身”。为了不暴露身份,贺绿汀便拉了起来,因此瞒过了敌人。又一次,他乘火车去天津,刚刚落坐,突然上来几个鬼子兵,怀疑他身旁的小提琴盒里藏有武器,贺绿汀随即熟练地拉了一曲,这才被放行。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音专因受战争影响宣布停课,贺绿汀不得已辍学,在炮火声中离开上海到了武昌,经岳云音乐教师陈啸空介绍,到私立武昌艺专音乐科任教,同时在武汉中等师范及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兼音乐课。在此期间,他将普劳特和《和声学理论与实用》逐章翻译出来作为授课讲义。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完整、系统地引进欧洲近代和声理论的译著,1936年出版后,成为我国三四十年代音乐工作者主要的和声读物。
三、民歌之声 崭露头角
贺绿汀一生非常爱好民间音乐,他说:“从古希腊到今天人类最好的音乐,都是从民间来的。”他在辗转流离的生活中孜孜不倦地学习,探索民间音乐,而民间音乐似雨露、似乳汁,哺育出他淳朴的艺术风格。
1934年5月25日,上海各大报刊杂志刊登着这样一条醒目的消息:俄国钢琴家齐尔品准备在中国举办一个中国民族民间风格音乐作品比赛会。一个外国音乐家,竟如此热爱中国民族风格音乐,这使贺绿汀深受感动。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妻子姜瑞芝。姜瑞芝说:“你自小在农村长大,对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十分熟悉,你应当去试一试。”贺绿汀想了想,坚定地点了点头。
顺着妻子提供的思路,童年时代村野纵情的对歌、老牛背上放怀的短笛、青山脚下潺湲的流水、蔚蓝天空悠悠的白云……都一一涌现在贺绿汀眼前。好一幅牧童牛背送夕阳的美妙图画。他拿起铅笔,在钢琴旁一边轻敲着琴键,一边敏捷地构思着。“小牧童,骑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想好了一段,便在钢琴上试弹,接着便疾速记录下来……
贺绿汀当时租住咋拉都路(今襄阳南路)84号一家夫妻裁缝店的楼上,小屋四周充满了缝纫机轧轧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单调而刺耳的噪音,吵得人终日不得安宁。又由于所住的这座简陋的木板二层小楼坐西朝东,矮小又不通风,早晚两边太阳晒,热得似蒸笼。为精心作曲,贺绿汀便爬到屋顶上。姜瑞芝怕他作曲时忘乎所以,从屋顶上摔下来,便陪着他坐在屋顶作曲,直到繁星布满天空。
曲子终于作好。但两人的眼窝深深陷了下去,身子也瘦了一圈。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沉浸在喜悦中的夫妻俩好像新得了贵子,几经商量,最后给它起了个散发着田园气息的名字——《牧童短笛》。
意想不到的是,在比赛评奖揭晓时,竟然获得了头奖!
于是,贺绿汀(“luting Ho”)这个名字,第一次带着泥土气息进入了中国乐坛,那年他31岁。1935年1月,苏联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车列蒲宁在北平举行音乐会,贺绿汀用他的作品《牧童短笛》叩开了中国钢琴作品通向世界乐坛的门扉。以后,车列蒲宁在欧美各大城市作旅行演出时,又通过音乐会、广播、讲座等方式,向各国听众介绍这首作品;同时还在美国的《Music Quarterly》发表的《Musicin Modern China》一文中专门介绍了贺绿汀和《牧童短笛》。
其女儿贺逸秋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爸爸常说,中国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民间音乐遗产之丰富,世所罕见。我们作曲家就好比是蚕,而民间音乐就是桑叶,蚕只有吃了桑叶,才能吐出丝来。所以作曲家一定要熟悉民歌……只有这样,才能下笔如有神。民歌就像野地里开出来的小花,多姿多彩,由于它们植根在民族生活的土壤深处,所以很有生命力。一首好的民歌能在人民中间流传千百年,原因就在于此。”
四、抗战号角 不朽经典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身处惊雷激荡、狂风暴雨的时代,作为中国左翼电影音乐的奠基人之一,贺绿汀在此期间几乎以平均每年写6部电影音乐的速度,先后为《风云儿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17部影片作曲,数量之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电影音乐作曲家。《都市风光》做为我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首次实现了以选用现成唱片配乐到由专人作曲这一历史性过渡,从此我国的电影音乐才真正被赋予了专业创作的性质。与此同时,他为话剧《复活》、《武则天》等配乐,并写了一批声乐作品。1936年初,他参加了进步音乐组织“歌曲作者协会”,并定期为该会成员讲授和声理论,先后发表了《音乐的时代性》及《中国音乐界现状及我们对音乐艺术所应有的认识》等文章,其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并重。贺绿汀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电影歌曲《西湖春晓》、《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秋水伊人》,话剧插曲《恋歌》、《怨别离》,儿童歌曲《清流》、《孤儿》以及救亡歌曲《心头恨》、《谁说我们年纪小》等作品在群众中广泛传播,所灌唱片畅销一空。他的知名度在国内越来越高,在世界乐坛上独树一帜。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与戏剧家宋之的等率先响应周恩来的号召,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同年11月,演剧一队来到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所在地——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作短期休整。在那里,贺绿汀认识了朱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杨尚昆、彭雪枫、萧克等八路军领导人,学习了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文件,聆听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形势报告。他还经常到杨得志为团长的685团去辅导过战士唱歌。
1938年4月,他到武汉,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音乐科长兼该厂中国合唱团的总干事。1939年7月,又应邀兼任我国第一所从小培养音乐人材的教育机构——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后来,他在重庆教书期间,积极参加进步的文化活动,担任过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理事和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研究组委员,并一直保持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联系。
这段日子里,他的创作基本上是紧扣“全民抗战,保家卫国”的主题进行的,以歌曲创作为对敌斗争的犀利武器。特别是他的《游击队歌》和《保家乡》,似号角、似战鼓,旋律经典而不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抗战歌曲的代表作。
《游击队歌》创作于1937年,那是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抗战救亡演剧一队,沿沪宁陇海同蒲线作抗日宣传工作,年底时到达山西临汾,住在城郊刘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演剧队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为他们演出。他从指战员那里汲取创作素材,翻阅了一些有关资料,又去八路军总部新成立的炮兵团采访,知道了不少游击健儿虏获敌人兵器再打击敌人的事迹,不禁触动灵感,终于挥笔创作了这首献给全体八路军将士的《游击队歌》。1938年元旦,当贺绿汀指挥歌队为临汾刘庄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举行首场演出时,立刻得到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等名将的热烈掌声。不久,这首歌就像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样,不胫而走,很快就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流传开来,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五、铁骨柔肠 乐坛丰碑
1949年2月,贺绿汀随华北人民文工团进入刚解放的北平,兼任北平师大音乐系主任及筹建中的国立音乐院(中央音乐学院前身)副院长;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全国文联常务理事及中国音协副主席。同年9月,他受命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当时名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院长,10月中旬,他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母校任职,直至1984年才以82岁的高龄退任名誉院长。新中国成立之初,该院百废待兴,当时,条件困难,一缺资金,二缺师资、乐器,音乐书谱也很少,仅有20多架旧钢琴,贺绿汀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凭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磨劲,把一所破败的学校重建起来。他根据“音乐教育必须从小抓起”的战略构想,逐步建立了大、中、小学“一条龙”的教学体制,创办了音乐学院附中、附小,办学成绩斐然著称于世。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出高质量人才的办学思想与实践,是他用数十年心血所浇铸的一座无字的丰碑。
作为音乐活动家,他还担任多种社会兼职,并多次奉派出国。繁重的学校行政工作和大量的社会活动占去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纷沓而至的政治运动又给他带来许多意想不到且无法排除的干扰。“文革”前17年间(1949—1966),他一共写了50多首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大合唱《十三陵水库》、无伴奏合唱《我的心上开了一朵玫瑰花》、独唱《慰问信飞满天》和《卜算子·咏梅》、群众歌曲《英雄的五月》、民歌编曲《绣出河山一片春》、小提琴曲《百灵鸟》、电影插曲《不渡黄河誓不休》等,多层面地反映了史诗般壮丽的革命斗争、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图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可谁能预料,像贺绿汀这样一位人民喜爱的音乐家,突然在“十年动乱”期间的旋风中,成了“阶级敌人”,遭到无情打击,被摧残得遍体鳞伤。这还得从五十年代的那篇文章说起。1953年他创作的《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由于针砭了创作上的公式化、标语口号化和对作品动辄作阶级定性、扣大帽子的粗暴批评等时弊,而被认为是“胡风文艺思想”在音乐界的代表,受到围攻。直到毛泽东发表了《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初步澄清了音乐界的混乱思想,这场风波才暂告平息。但是到了“反右”时又旧事重提,说是“上海音乐界半边天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必须把权夺回来”,贺绿汀被内定为“右派”。后来虽然由于陈毅出面干预,才没打成“右派”,但是党的“八大”代表证被没收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被取消了,从此成了“挂名院长”。
在学术探讨中,贺绿汀崇尚实事求是的学风,是一位直言的勇士,仗义执言,敢披逆鳞,敢捋虎须,维护真理。1963年撰写的《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一文,由于指名道姓批评了称霸文坛后来被江青夸奖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的“大左派”姚文元,指出其“望文生义”、“不求甚解”,因而受到更大规模的围攻,于是“文革”中上海音乐学院就“顺理成章”地被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本营”,贺绿汀本人“在劫难逃”,被打成“老炮手”。因文罹祸,这篇文章更成了他日后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罪状。“文革”一开始,他作为报上公开点名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先是挨批斗、蹲“牛棚”,遭毒打,继而被投之监狱。直到1973年1月24日,因毛泽东、周恩来的一再过问而被获释。
狱中5年,他不仅身心备遭摧残,家产洗劫一空,而且爱妻、弱女以及亲属都不能幸免。他的夫人以“贺绿汀反革命翻案集团罪魁祸首”的莫须有罪名被“逮捕法办”,年仅29岁的二女儿贺晓秋因不堪折磨而自杀身亡,亲属中因“翻案集团”一案而被株连的多达40余人。这期间,他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写下了80万字的反驳材料,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擦干老泪,振作精神,在狱中谱写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曲子和歌颂毛泽东思想的歌曲《红旗》,重新整理出来投寄给报社,以述其志。他身上那种“宝古佬”精神,就像“铜豌豆”关汉卿、硬汉子金圣叹、血性子方孝孺,就是挖目割舌、灭门九族,也不能使他屈服。他在狱中的表现,为知识界树立了不信邪、不怕死、敢同恶魔斗争的榜样,从而赢得了“硬骨头音乐家”和“中国乐坛不倒的旗帜”的美誉。
六、老骥伏枥 生活强音
艺术的心总是热的。“四人帮”垮台后,贺绿汀于1978年以76岁高龄再次受命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这前后共有三十余载。为让学院重焕名校光彩,他求才似渴、育人心切,不顾年迈体衰又复多病,诲人不倦,日夜操劳,被学生们称为严师、慈父。他以满腔热诚和全部精力,清除“极左”势力的流毒,整顿教学秩序,使“文革”期间成为“重灾区”的学校恢复生机,重新走上正轨,校誉蒸蒸日上。而他自己废寝忘食,积劳成疾。1989年6月,贺绿汀因患大面积心肌梗塞而住院,朱镕基同志前去探望他时,他挂念的是学院、校舍、学生、艺术,却一句也没讲自己。
在狠抓学校工作的同时,他奋力提起被迫搁置了十多年的笔,创作了充满激情的大合唱《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独唱《韶山银河》、《蝶恋花·答李淑一》,并为电影《曙光》谱写乐章。
作为活动家,新时期以来,他历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和名誉委员、国家教委艺教委员会顾问、中国音协和上海音协名誉主席、国际音理会(IMC)终身名誉会员,并率团去澳大利亚参加第18届国际音理会,他的名字已经7次上了不同版本的《International Whos Who》。
1993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为祝贺绿汀同志九十寿辰题词:“谱写生活的强音,讴歌人民的事业。”这是对贺绿汀革命道路的真实写照、艺术成就的高度概括和热情的赞誉。
1999年,在一个“春天里来百花香”的日子里,贺老走了,充满留恋,又那么坦然,那么无私,那么安祥……
2003年7月20日,音乐泰斗贺绿汀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他的两个女儿将他的骨灰从上海送回家乡。下午3时30分,骨灰安放仪式在邵阳市资江河畔的松坡公园内隆重举行,成千上万的家乡人民满怀崇敬和追思,缅怀自己的音乐家魂归故里。
如今,斯人已去,但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赤子之心,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那对于人民事业的忠诚与热心、“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以及在作曲、理论、教育等方面一系列开拓性的贡献,不仅备受世人推崇与爱戴,而且永远载入史册。
贺绿汀,不愧是杰出的人民音乐家!
2010年5月端阳节完稿于桐江河畔
贺绿汀主要著作目录
Modern Chinese Music 龙呤社(Ryuginsha)1935年第1版
和声学 华中鲁艺音乐系油印出版 1942年1月第1版
贺绿汀钢琴曲集 (5首)人民音乐出版社1956年5月第1版
贺绿汀歌曲集 (简谱版,13首)音乐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
云南民歌二首 音乐出版社1962年1月第1版(根据云南民歌改编的女高音独唱《绣出河山一片红》、《党的恩情长》)
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
贺绿汀歌曲选 (简谱本,33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
贺绿汀合唱歌曲集 (增订本,23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
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二,戴鹏海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贺绿汀作品精选 (音带两盒)上海海文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1990年10月第1版
牧童短笛、游击队歌、嘉陵江上 入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1993年6月5日第1版
贺绿汀全集 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贺绿汀作品精选 (音带两盒)上海海文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1990年10月第1版
牧童短笛、游击队歌、嘉陵江上 入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1993年6月5日第1版
贺绿汀全集 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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